歷史雜談 關於皇民化運動下的改姓名

    1940年2月11日,日本同時於台灣及朝鮮宣布更改姓名。
    
    在此之前,日本統治者對台灣人改姓名後的情況有很多想像,也試圖針對想像的問題找出解決之道,例如過去日本人可以透過名字的發音知道人的國籍身分,而改姓名後該如何是好?日本甚至採取「恩賞制」的改姓名,並且審查改名者的皇民精神與國語能力,企圖塑造出改日本姓名的神聖性。
    
    然而,出乎總督府意料的是,台灣人對改姓名沒有他們想像的熱衷,甚至可說是興致缺缺,總督府因此藉由呼籲地方士紳改姓名來推動,許多地方名望人士就因不堪其擾而終於改姓名,林獻堂則以「林」本就是日本有的姓氏來虛與委蛇,台南醫師作家吳新榮預先想像了許多種改姓名法,但始終未付諸行動。

    究竟是為什麼會形成日本與台灣對改姓名看法的差異呢? 其中一個原因可能跟不同民族文化對待姓名態度的差異有關,當時的台灣以漢人為主,漢人傳統文化中視「姓」為極重要的身分象徵,也是一個人人格尊嚴的一部分,擁有與自身血脈相異的姓被視為是背祖忘宗,是被唾棄而羞恥的事。想想范仲淹,生父姓范,因母親改嫁而改姓朱,長大後知道真相,就刻苦讀書以求功名,要求回歸范家。這種對自己本姓的執著,可以做為漢人的姓不只是姓,也是自尊的例證。
 
    漢人文化如此,日本文化卻不然,看看那些武士家族的例子。需要結盟、需要人質時就送出自己的孩子去當養子,過繼去繼承別家的血脈,例如被戲稱「關原戰神」的秀秋,生家是寧寧的哥哥木下家,過繼給秀吉後改苗字為羽柴(豐臣是氏),後又過繼給小早川隆景,改稱小早川秀秋。一個人苗字一改再改,對武士來說沒什麼大不了的。
 
    這種輕易過繼給他人而改苗字的文化,其實還要考量到繼承傳統的不同,漢民族繼承採諸子均分,日本則採嫡長繼承制,簡單來說一人全拿,剩下的庶幼子們通常會往外發展,或是成為哥哥的助手,例如信長手下的名將森可成戰死後,長子森長可繼承家督,剩下的一堆弟弟們就成為信長的小姓,自己謀求生路。大河劇〈真田丸〉的主角真田信繁也是因為身為次子,所以必須不斷自己找工作做,不能像信之一樣跟著爸爸就好。

    有了這種嫡長獨霸的繼承方式,剩下的兒子們多會因政治因素被過繼到別家,換取家族實力的滲透,總言之,日本的姓名觀念中,只要自己的家名有延續下去就好,是誰延續的還是其次,因此改姓(苗字)不是嚴重的事。

    武士是如此,那百姓呢? 日本平民在明治維新之前是不能擁有姓氏的,對姓氏自然也沒有漢人那樣根深柢固的執著。
 
    對姓的態度不同,造成日本人對改名運動錯誤的預估,不只是改姓名,包括國語教育在內,皇民化運動的完成度其實比想像的低。


 

 
  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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